身为道路使用者，我们努力遵守交通相关的法律，也尽可能维持良好的驾驶方式，以确保自己和其他使用者的安全。可是，马来西亚的车祸率居高不下，而车祸死亡率更是区域内数一数二高。

根据武吉阿曼交通调查及执法部（JSPT），我国道路使用者过去5年最常犯下的错误，首当其冲是超速，其次是闯红灯、使用通讯配备（包括手机）、插队、双线超车，以及滥用紧急通道。

车祸，一直都是我国人民的主要致命因素之一。在2018年，它是第四大致命因素，主要发生于年龄介于15至40岁的人口。的确，过去5年的车祸致命最高年龄层，以16至20岁为首；其次是21至25岁、26至30岁，以及31至35岁。

 

你或许好奇，警方是如何证实这些违法行为都是我国道路使用者的常犯错误？非常简单——他们只需统计罚单的数量即可。在2014至2018年期间，总计有1391万1401张罚单是针对这些违规行为而发，其中超速就多达1262万5394张，占总数的90.76%。

 

以交通工具而言，轿车最常出车祸，在5年内有多达307万零161辆涉及车祸；其次是摩哆和四轮驱动车。从交通工具数量来看，我国截至2019年3月的累积交通工具数量达到3026万5546辆，其中最高是47.36%的轿车，而摩哆占45.85%。

 

 

另有数据显示，国内的城市道路最常发生车祸，反而高速道路的车祸率比联邦及州属道路来得低。

 

 

阿迪敏哈德：”个人驾驶态度影响深远“

对于出现违规行为与发生车祸，武吉阿曼交通调查及执法部南区道路运作值勤警官助理警监阿迪敏哈德相信，关键因素在于道路使用者本身的态度，如驾驶方式、有没有礼让精神等。

其次，他们在开始驾驶或骑摩哆前，有没有良好的安排，包括检查交通工具的系统等。其他肇因还包括马路的状况及照明。

 

“没有考量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也是其中一个造成车祸的因素。其实，大家都能够采取行动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我国驾驶者应该要有体谅他人的精神。”

高速公路车祸率不及城市

他在受访时提到，城市道路是最常发生车祸的道路类型，而非普遍认为的高速公路。他指出，问题可能出在驾驶人士在城市道路上双线超车、车与车之间贴太近、轻微摩擦或是超速而翻车，但皆属于较小型且无人命伤亡的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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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层来看，车祸致命率最高的年龄层是16至20岁。他不排除，这年龄层的青少年可能没有充足的知识，且对交通条规的敏感度不高，加上在马路上的驾驶态度欠佳，或想要尝新而超速，最终造成车祸且命丧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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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家都需要考取执照才能驾驶或骑摩哆；所以，这是否间接带出现有的考车课程有不足之处？

“现有的课程内容相当充足，但大家常常都为了考取执照，而在考试时表现优异。过后走在马路上时，就未必遵照条规了。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及早开始教育。”

以道路安全教育培育下一代

除了透过道路上展开特别行动（Operasi）提高大家对交通条例的意识，警方也会针对车祸黑区展开调查，以向有关单位建议修整道路设计，有助降低车祸率。

不但在执法方面采取行动，警方也前往校园举办“教育行动”（Ops Didik），让大家从小了解道路安全的重要，同时期望借此栽培更关注道路条规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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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教育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培育出更优质的道路使用者。或许我们能够在道德教育中，融入道路安全方面的内容，让学生能够成为更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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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先从教育系统下手，接着才针对道路使用者采取行动，最终才是走上修订法律之路。

 

 

茜蒂扎哈拉博士：”以正面方式宣导道路安全意识“

除了上述6大常见违规行为，大马道路安全研究院（MIROS）总监茜蒂扎哈拉博士受访时点出了摩哆骑士常犯的错误，分别是没有遵守交通讯号，以及没有戴头盔。她指出，不少父母喜欢把孩子放在轿车前座，其实对孩子的安全带来更大威胁。

“近期有个趋势，是以摩哆送餐及送货的服务。其实，这可能成为推高车祸率的因素，因为他们经常为在限时内送递，而无视交通讯号灯。这无疑给他们自己带来极大风险。此外，不少父母也没有意识到孩子在前座的风险。”

“这些都是造成车祸发生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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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超过80%的车祸与车祸死亡率肇因是人为因素，特别是驾驶者和骑士所采取的行为，其中包括缺乏耐性、不愿礼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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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也常抱持着一种想法：车祸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大家应避免抱持这种不正确的思维。”

科技产品有助改变行为与态度

茜蒂扎哈拉相信，科技能够协助改变道路使用者的行为与态度，让他们自己采取行动关注道路安全。例如，当局推行自动安全醒觉系统（AWAS）的电眼，就是旨在减少超速者，并让驾驶人士知道车祸黑区，自行减低车速和遵守速限。

 

 

其次是具有协助监督功能的车载资通讯系统装置（telematics device），以及许多免费下载的应用程式。她指出，这些装置能够确认驾驶人士的车速、行为等；而企业使用的商用装置则可确认司机的驾驶态度，有助减少罚单或避免司机出车祸等。

 

另一种科技产品是行车记录器。虽然本地没有强制要求驾驶人士安装，但仍有不少人愿意自行为轿车设置行车记录器。她认为，这配备能够间接给驾驶人士带来信心，如遇到路霸时可作为影音证据。

“这些是能够帮助驾驶人士的科技产品。除了透过法律，这种民众对道路安全的醒觉度倘若能够扩大，我相信我国的车祸与车祸死亡率都可减少。”

探讨在课程中融入安全教育

大马道路安全研究院一直积极向民众传达道路安全的重要。因此，该研究院透过系列活动，教育大家关注道路安全。根据统计，2018年共发生约3万5200宗员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意外事故，其中77%涉及摩哆骑士。

考量于此，该研究院此前推行社区安全支援计划（CSSP），在PERKESO的协助下找出以摩哆提供送货服务或执勤的公司，以进行防卫式骑车（defensive riding）的实践课和传达道路安全的理论课。此外，该研究院也在高等学府展开教育工作，让学生们学习如何安全骑车。

 

茜蒂扎哈拉也提到，研究院与大马道路安全局（JKJR）联手探讨在学前、小学和中学的课程中融入道路安全教育。

“当我们提到道路安全，我们常会想到以新的法律或条例，让大家害怕而不敢违规。不过，我们现在希望能够通过改变态度，让民众意识到道路安全是自己应有的权利，并希望以自行参与或安装配备，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同时，大家也能够协助减少我国的车祸与车祸死亡率。”